珍本與善本的界定，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。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表論文指出：“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，善本是凡內容有用，流傳稀少，校刻精良，具有文物、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。”而在李致忠老師的觀點中認為：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，“善本”就是珍貴的、值錢的、罕見的傳本，這實際上是以“珍本”概念替代了“善本”的含義。
時代久遠，傳世孤罕的書籍，自然珍貴。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，反被視為珍貴版本，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。本來“珍”并不等于“善”，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，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。這就在實際上把“珍”、“善”合流了。彭令先生認為，從廣義的角度說，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，都應視為珍本；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，文物價值為基礎，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、年代、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，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。文物價值、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，無疑是善本；有時候，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，也應視為善本。
中國圖書事業隨社會進程發展，春秋時代圖書性質偏向官方檔案，戰國時代，圖書轉成傳播知識的媒介，也開始有了私人藏書。
秦始皇統一中國，推行“書同文”政策，將部分私家藏書移入宮廷及政府機構后，進行焚書坑儒，是中國圖書發展的黑暗時期。
漢興，圖書事業又慢慢恢復過來。
到了隋唐，受科舉制度的影響，傳鈔寫本書極盛，官家對圖書的整理達到高峰；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，中國圖書事業邁向全新的局面。
然而,水火之事,防不勝防。如唐初大圖書散佚事件，就是隋代在洛陽的藏書副本多達8萬卷,李世民蕩平王世充時,只剩下8000余卷了,下令由宋尊貴將所獲圖書,晝夜用船載監運至長安,可惜運書之船在“西致京師,經砥柱舟覆,盡亡其書。” [12]
兩宋是中國圖書業發展的重要時期，編書、刻書、藏書風氣大盛，官府、私家、坊間三方面編印書籍并行。
明、清兩代，朝廷則以雄厚的財力、物力與人力，主導編書事業，二十世紀初，西方印刷術傳入，中國圖書事業遂邁向另一全新階段。
